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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里的韦国清(一)

2012/12/14 9:59:52河池日报 作者:佚名 责编:阳景刚 浏览: 【字体:

    1966年7月下旬,中央派了一架伊尔14飞机到南宁,接韦国清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飞机到武汉休息时,天气十分闷热,飞行员请示:“根据气象报告,前方有雷阵雨,东至南京,西至重庆,都有乌云,绕道飞行是不可能了,怎么办?”韦国清问:“能想办法飞过去吗?”飞行员说:“可以试用低飞的办法。”韦国清考虑到会议要求今天报到,同意试用低飞的办法。

    谁知飞过了武汉,前面又被乌云挡住,后面下了大雷雨,飞机摇晃很厉害,只好在附近的军用机场迫降。飞机刚降下来,机场周围乌云翻滚,雷雨交加,一声炸雷震耳欲聋,大家经受了一场虚惊。

    因为天气的原因,韦国清晚到了一天。

    会议的气氛同往常大不一样。大家首先要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参加旁听北大关于派工作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辩论。韦国清的心情一直很沉重。他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不理解,看不惯。一向很慎重的他,看到会议简报刊登江青的发言后说:“她也来参政了,她懂得什么!”听到戚本禹在小组发言,他说:“要他去当县委书记,怕连饭都没有吃。”

    在这次全会上,韦国清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

    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广西和全国一样再也不得安宁了。红卫兵动不动就要韦国清接见,不接见就拉队伍静坐示威,一接见就挨围攻。开始是火烧、炮轰区党委,接着是砸烂区党委,步步升级。

    8月16日,韦国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免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由乔晓光代理第一书记。本来,他也可以拍拍屁股就到中南局去,但他觉得,这些年来广西的工作主要是他负责,不能撒手不管,要负责到底,所以留了下来。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韦国清和乔晓光都去参加了。陈伯达在会议讲话中,指责有些干部对运动的担心和防范是什么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林彪公开鼓吹“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论调。乔晓光说:“运动这样搞法,搞到哪里,哪里即瘫痪,工作、生产都不好弄了,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值得考虑。”韦国清深有同感,他最为忧虑的是,怕运动把刚刚出现的大好形势给破坏了。

    从11月份起,韦国清不断被“勒令”接见群众或接受批判,并两次代表区党委在南宁人民公园大规模的集会上作检查。但群众总是通不过,他实在难以理解。

    1967年1月,桂林造反派坚持要韦国清到桂林作检查,如果韦国清不去,他们就把大队伍拉到南宁。各地的造反派,也扬言要汇集南宁,批判以韦国清、乔晓光为代表的自治区党委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感到形势严峻,大批人一下子集中到首府,南宁如何承受得了。他决定带病到桂林去作检查,一来想分散南宁的压力,二来想为各级领导承担一部分责任。

    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拉去批斗,戴高帽游街示众,遭受人格侮辱,十分难过。他同乔晓光等人说:“广西工作有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的责任嘛,怎么搞到下面去呢?”

    当时,他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已经复发,一些常委都劝他不要去。他说服了大家,从广西大局出发,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带病乘吉普车直奔桂林。

    一到桂林,韦国清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头部眩晕,只能躺在床上。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桂林找他,他起不了床,总理吩咐把电话移到他床前。总理问韦国清为什么要到桂林去?他如实作了汇报。总理又问:南宁谁负责?他说乔晓光同志负责。总理嘱咐他要注意身体,说向群众检查也得身体稍为稳定后再检查嘛!他十分感激总理对他的关怀和爱护。

    桂林造反派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数万人大会,连续三天批斗韦国清。参加陪斗的还有当地一批领导干部。韦国清一面吃药,一面作检查。造反派给他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他回到受造反派看管的住地,连动也动不得了。

    韦国清带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南宁,南宁的造反派已进驻区党委大院,夺了区党委的权。此时,他最关心的还是全区的春耕生产问题。他交代区党委秘书长刘毅生通知召开常委会,并让夺权的造反派头头参加。常委认为,春耕生产即将开始,应该给各地发个通知,要各地抓好春耕生产。造反派参加会议的头头是一位普通职工,常委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过去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区党委被冲击后召开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也是本届区党委下发的最后一个文件。

    韦国清靠边站后,不是被“勒令”去看大字报,就是被叫去接受批斗。光是二三月间的1个月内,仅10多个造反组织先后联合召开比较大的批斗会就有8次之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厅局以上领导干部都被“勒令”去参加对他的揭发批判。

    尽管“火烧”、“炮轰”、“打倒”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上给他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大堆帽子,但他心里十分坦然。因为,他一生对党对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从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在批斗中,他勇于承担责任,错了就承认,对的仍然坚持,不随波逐流,不作无原则的承诺。有时造反的群众把他从晚上批斗到天明,他不能答应的事还是不答应。他没有嫁祸于同事,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更没有给别人落井投石。

    当时,韦国清家里电话被切断,住房周围经常有红卫兵监视。1967年3月中旬,周恩来打电话找不到韦国清,便通知广西军区一定要找到韦国清,让韦国清直接和他通话。深夜,军区派人悄悄到韦国清宿舍,转达了总理的指示。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街上行人少了,韦国清才由警卫干部陪同从区党委小区的院门出去,步行到军区。

    韦国清和总理通话后,总理问他广西情况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他作了简要的回答。总理告诉他,打算在广西实行全面军管,由他担任军管会主任。韦国清说:人家要打倒我,说我是“三反分子”,我怎么站得出来!总理说,这个工作由上面来做。总理又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当时,有些省的主要领导到北京去了,中央对他们采取了保护措施。韦国清说,中央没有叫我去,我怎么好随便离开广西!总理要他立即到广州去,说中央的意图已经同广州军区负责人讲了。

    根据总理指示,空军派了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韦国清离开南宁时,只有广西军区的领导知道他的行踪。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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