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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开创农业发展好局面

2013/1/4 9:44:59河池日报 作者:佚名 责编:haiming 浏览: 【字体:

    1967年和1968年,是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最乱的时期,许多人无辜丧生,经济遭受严重破坏。1967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2%,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14%。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面临着稳定局势和恢复、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担任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后来又再次当选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韦国清,费尽心血,竭尽全力,依靠集体智慧,努力实现广西的安定团结,稳定发展经济。

    这一时期,尽管处境困难,韦国清仍以最大的精力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扎扎实实工作,努力实现他改变广西落后面貌的初衷。

    发展农业是他首先考虑的大问题。他反复说,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不牢靠,工业和其他事业都很难上去,即使勉强上去了,最后还得退回来,这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的。因此,对发展农业一点不能放松。

    他从广西的实际出发,提出在较短的时间内,争取在全自治区做到农业人口一人一亩保水田和人均有粮800斤。他在任内,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身体力行,带领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年复一年,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1972年,韦国清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上又再强调,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安排劳动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长年搞,农忙少搞,农闲大搞。一定要在三四年内做出更大的成绩来,改变我们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落后面貌。他要求各地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争取各种经济作物有较大幅度的增产,使林、牧、副、渔得到全面发展。

    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尽管地方财政很困难,仍然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加上国家的支援,全区投入这方面的资金,1969年是96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1975年达到1.55亿元。

    在“大跃进”年代上马的大中型水库,有一部分由于前期工作没有做好施工,加上当时技术力量不足,缺乏经验,管理工作跟不上,质量差,留下不少隐患。韦国清十分担心这些大中型水库出问题,经常找水电厅长蔡勇为和专家们研究,果断采取了补救措施。在他离任前,基本完成了澄碧河、旺盛河、大王滩、龟石、客兰、平龙、凤亭河等大型水库和一批中型水库的加固工作,解除了隐患。

    从1971年到1975年,全自治区新建了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1个,1000万立方米至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53个,完成三面光渠道7779公里,并对7个大型水库和41个中型水库进行了加固建设。

    广西现有的20个大型水库,还有162个中型水库和一批机电排灌站,基本上是韦国清在任时搞起来的。到1975年,广西的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193万亩,按当时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接近0.8亩。这对广西粮食的稳定增产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韦国清十分重视保护耕田。他常说:“我们现有的耕田都是老祖宗经过多少代的辛勤劳动留下来的,这是广西农业发展的基础,一定要保护好。”他发现一些县城随便占用农田建房子,搞球场,很生气,严厉提出了批评。根据他的建议,自治区作出规定:占用耕地,必须严加控制;如非占用不可,就占一亩造一亩。空军某部在某县修建机场,原先计划要占5亩农田。在研究修建方案时,韦国清说,广西耕地面积少,不要占用那5亩田,机场跑道可以向坡北垮5度,需多开支的30万元,由自治区出钱。

    韦国清不仅教育干部珍惜老祖宗为我们造好的耕地,还提出把造田造地列入农田基本建设的计划。从1969年至1975年,全自治区每年造田造地都有上百万亩。所以,尽管这一时期工业、交通、住房用地不断增加,但1975年的耕地面积仍比1968年增加270万亩。

    韦国清讲究实效,很讨厌形式主义。1971年春插期间,他轻车简从,路过邕宁的吴圩,顺便进公社党委办公室看一看,公社干部都到基层去了,只留下一个秘书,不停地往大队打电话。韦国清说:“你向大队要什么情况?”

    这位秘书说:“要插秧进度。”

    “几天要一次,还是天天要?”

    “天天要,因为县里每天都要我们报进度。”

    “你们公社有多少个大队?”

    “有八个。”

    “各大队报的进度可靠吗?”

    “那就难说了,有的大队一二十个生产队,一天都走不完,还不是大体估计。有的大队怕公社批评进度慢,也有虚报的。”

    这位秘书后来知道和他说话的是自治区领导,就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天天要进度实际上是形式主义,上级要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反正一级蒙一级呗!”

    韦国清从吴圩回来,立即交代起草通知,制止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

    吸取“大跃进”年代浮夸风的教训,韦国清对于每年的粮食产量,总是强调留有余地。一次,在区党委常委会上讨论农业问题,有人插话说,某县有意提高玉米棒的折成率,虚报产量,群众意见很大。韦国清听了很生气,狠狠用手拍打自己坐的藤椅说:“这不是坑害老百姓吗,要派人下去调查,如果是事实,要严肃批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也有了经验,不能再用这种浮夸蒙骗区党委了。”经过三次派工作组下去核实,最后剔除了数千万斤的虚数。1972年冬,自治区统计部门向他反映,有的地方布置要生产队重新“核实产量”。他立即指示向各地、市、县领导打招呼:粮食产量是多少就报多少,不能以任何形式搞反瞒产私分,不得部署要生产队重新“核实产量”。过去估产过高的允许退下来,实事求是,增就是增,减就是减。

    广西1969年至1975年的7年间,尽管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形势很好。粮食连续7年大增产,平均每年增加60多万吨。197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1126.85万吨,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是783斤。甘蔗、油料、黄红麻、烤烟、水果、茶叶等经济作物以及牲畜、水产品、林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1973年,贵州省因为气候和社会不稳定等原因,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粮食歉收,靠近广西边境的一些群众乘火车到金城江来要饭。韦国清明确交代:对这些过来要饭的群众,要给饭吃,给水喝;注意防止坏人闹事,防止疾病流行 ;每人送点口粮,动员他们回去搞生产。当地政府临时设立“收容站”办理此事,韦国清说,不要叫“收容站”,应该改为“接待站”。后来,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并从金城江涌到了柳州,对交通和社会秩序影响较大。根据韦国清的意见,区党委常委经过研究,在向贵州省通报情况的同时,主动送去2000万斤贸易粮,帮助贵州解决面临的暂时困难。韦国清还交代,要送好粮,要快运。

    事过20多年之后,一位部队同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给作者讲起了1973年8月他和一位战友经四川、贵州到广西办事的所见所闻:“那时,四川、贵州还比较乱,供应也差,一到广西就不同了,社会秩序比较好,供应也好。我们看到不少贵州农民挤上火车,一到广西各站便纷纷下来。一些旅客告诉我们,贵州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当地除了给饭吃以外,还给他们一些粮食带回去。我们听了很受感动,广西当时的形势确实很好。” (摘自何绍榜《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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