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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兰出了个韦拔群

2014/10/24 9:50:40河池日报 作者:佚名 责编:阳景刚 浏览: 【字体:

    [编者按]韦拔群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者,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百色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

    毛泽东称赞韦拔群“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

    今年是韦拔群同志诞辰120周年。为纪念这位革命先烈,同时也为了让人们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位“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韦拔群”,由韦拔群的平生事迹出发,叙述他为人民事业战斗一生的光辉事迹,从他的成长经历和革命故事中汲取更多更丰富的精神力量,本报将陆续摘载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持编著的《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韦拔群》一书,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一户富裕的壮族人家。其祖父韦天宝、父亲韦尔章认为新年正月初一添丁,实为家族吉祥兴旺的象征,于是起名秉吉。韦秉吉8岁入私塾时起学名秉乾,寓有家人寄托他今后能“扭转家族乾坤”之望;后来他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时,立志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投身革命,干一番超凡拔群事业”,因此改名萃,字拔群。由于韦拔群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豪侠仗义、扶贫济困、公而忘私、坚忍不屈,为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一生都与贫苦农民心连心,因而各族群众又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少年的韦拔群富有同情心,最好的朋友都是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一年秋天,韦拔群和伙伴们到特牙后山烧蜂窝,他看见小伙伴陈衡龙光着膀子,就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说:“黄蜂叮人,快穿上我的衣服。”下山后,陈衡龙脱下衣服要还给韦拔群,韦拔群说:“不用还了,你就穿吧,反正我家里衣服多。”这件事让陈衡龙终生难忘。

    乡村里贫富不均曾使韦拔群大惑不解。许多贫苦小伙伴一天只吃一顿稀饭,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他想到,自己家里有的是米,可是别人却吃不上饱饭,这样真是不公平。想到这里,韦拔群爬上田埂,一边穿鞋,一边招呼小伙伴们:“来,跟我走,到我家去拿米。”韦拔群带领伙伴们跑回家里,正巧家里没人,可是粮仓门紧锁,没有办法打开。韦拔群想了一会儿,计上心来,他跑进厨房找了一把铁火钳,把它放在炭火上烧红,然后拿去烙谷仓底板,一会儿就烙开一个小洞,从洞里刷刷地流出谷米来。

    “快拿衣服接着”,韦拔群兴高采烈地指挥着,“你们有力气,尽管拿吧”。

    每个小伙伴都装了满满两裤筒的谷米,等他们走了以后,韦拔群才又刮去烙痕,堵住洞口。这件事家里人始终没有发觉,谷仓底板上的那个洞,他们还以为是老鼠啃的。

    1908年秋,14岁的韦拔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兰高等小学堂就读。东兰高等小学堂虽是一所新式学校,但旧的教学习气很重,韦拔群对老师罚跪、罚站、罚淋或头顶水盆罚晒等粗暴行为难以忍受。一天,他看见一位同学正在被罚晒,就直接跑到校长室,义愤填膺地对校长说:“同学们有错,应该晓之以理,让他们充分认识到错误所在,反省自己,今后才能避免重犯。如此体罚,只会伤害身心,绝不会有什么教育效果。一旦罚死了人,谁来负责?”一个学生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校长不但无话可说,随后还下发通知,告诉教师今后不能随便体罚学生,罚出问题者,自负其责。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大搞复古倒退。韦拔群就读的庆远中学,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拿出5个东毫做校长的寿礼,还要列队去校长府上叩头拜寿。韦拔群带头反对,被学校开除。

    随后,韦拔群经亲友介绍,考进桂林法政学堂特别科(即预备科)读书。桂林法政学堂属官僚养成所,主要培养法官,学校的学生多为富家子弟。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要穿长袍马褂,戴法官式的四方平顶帽,以示高人一等。这对于一向追求人人平等的韦拔群而言,无异于“孙悟空头上套的金箍”。他把四方顶子卸去,只戴帽框;把长袍脱去,只穿马褂。韦拔群对成天想着当官的纨绔子弟毫无好感,常常一个人跑到学校厨房帮工人洗菜洗碗,晚上去工人宿舍聊天、睡觉。由于特立独行,他被一些人骂作“疯子”。

    不久,又碰上省督学来学校训视。校长饬令全校师生着装列队迎送。韦拔群面对督学大人脱下马褂,取下大檐帽公开抗议。此举使督学和校长大为惊愕。事后,校长传韦拔群到主事厅严加训斥。韦拔群高声回敬:“我不想做官!我是来求学求识求真理的!”校长指着校门,讥讽道:“老弟,那你走错门了,这里是法政学堂。自古学而优则仕,你不想当官还来这里干什么?”

    韦拔群听罢,当众脱下无顶帽框掷在校长面前,扬长而去。

    1914年秋,韦拔群设法变卖部分田产,踏上了寻求革命真理的漫漫旅程。游历中,韦拔群也感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力量,民主共和的历史犹如滚滚长江,推动着韦拔群向前。

    1915年秋冬,韦拔群回到了家乡,东里屯顿时热闹起来。他热情地向亲朋好友介绍山外的大千世界:从黄花岗之役的广州谈到辛亥革命的武昌,从“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谈到满街卖人的长沙,从“二十一条”谈到各地抗议游行,从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谈到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革命的热潮开始在东兰山乡涌动。

    不久,袁世凯公然改元称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怒潮。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云南督军蔡锷通电讨袁,发起护国战争,各省纷纷响应。消息传到东兰,韦拔群再次变卖了部分田产,筹集经费购买了一批枪支,率领100多人的队伍跋山涉水赶到贵州。在桐梓县,这支壮家义军被编入黔军熊克诚旅部,韦拔群被委任为副连长,投入袭松坎、夺綦江的讨袁护国作战。护国战争结束后,韦拔群不满陆永芳打骂士兵、虐待新兵的军阀习气,与其多次发生口角,因而遭到诬告,被降为排长。随他到贵州投军的伙伴们对此愤愤不平,联名向上级申诉,结果韦拔群又被扣上“买动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撤职后被押到重庆监禁了5个月。韦拔群入狱后,同伴们不停地为他申冤,最后由参谋长出面,把韦拔群保释出狱,推荐他到贵州讲武堂深造学习。

    进入贵州讲武堂,成为韦拔群革命军事生涯的关键一步。讲武堂按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方法进行管理,学校聘请了大批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担任教官,因而教授的军事理论和技能较为正规。从讲武堂毕业后,韦拔群被分配到黔军驻重庆的张毅军部当参谋。

    1919年5月,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从此,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入了中国。深受五四运动鼓舞的韦拔群与进步的青年爱国军官们一道,传阅《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以“愤不平”的笔名秘密散发、张贴“拥护社会革命”、“提倡改革军制”的传单和标语,揭露旧军队的黑暗。同时,他还把自己读过的进步刊物,盖上“愤不平”的印记,寄回给东兰旧友阅读,表明“铲除人间不平事”的志向。意料不到的是,韦拔群的进步举动受到军法处的追究。韦拔群毅然弃职离开了军队,乘船东下,前往上海追随孙中山,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韦拔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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